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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并不遥远，有些岁月浓缩方寸，犁岗村，不近亦不远，它位于睢县城南16公里，平岗西3.5公里处，西近祁河。这是一处有着4000年以上历史的古老聚落，据考古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即有先民在此居住。犁岗遗址出土的殷商文化遗存，则昭示着厚重的积淀。汉代、宋代的墓室，演绎着此处不断繁衍生息的人脉。
笔者第一次到犁岗，是在清幽的夏日。来到古村，就像迈入了历史的门坎。据说西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至此，掩藏于高岗上犁地的墒沟内而命名村庄，犁岗开始以村书写它的历史。2000多年来，村民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和纯朴经营着生活与人生，而他们的家园是笔墨纸砚间撰写的檄文，或文辞古朴，或饱含深情，或恬静安逸，每一处都能表现犁岗村的气韵。乡野丰盈和丛树葱翠是村庄的特色，这是自然的馈赠，流动的祁河水将田野阡陌的村落润泽，增添了无限生机与灵性。 走近、体味、回望乡愁，是一种美丽的意境，更是一种笃定的情怀。倘佯于小村内，悠悠古风扑面而来，细雨晨雾中, 静默无语的沧桑老屋、曲折神秘的胡同小径、袅袅升起的庭院炊烟、凹凸不平的文化遗址，闻听、触摸、感悟到的是先人的守望，悠悠的文脉。在不知不觉中，遁入了一条岁月时光的隧道之中……
犁岗村命名：传说缘起刘秀 实际起于先秦
一个古老的村落，总因流传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而使之蒙上一层层神秘的面纱，睢县平岗镇犁岗古村，就是这么一个拥有许多传奇之地。但就其村名的由来，就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搭上了关系，至今当地流传着“犁岗农夫救刘秀”的故事。
据当地村民讲，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追杀刘秀。刘秀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在平岗西一座破庙里，躲过一难。脱险后再往西跑约两里多地光景，跑到一个土岗上。眼看王莽的兵马又要赶到，刘秀更是心慌意乱，哀叹无藏身之地。此时，忽见一农夫扶犁耕地，便急忙上前施礼道：“我是汉室刘秀，后面贼人追赶，老丈快快救我！”农夫不敢怠慢，但土岗上无藏身之处，如何是好？也是农夫急中生智：“请贵人委屈一时，躲在这犁沟里吧！”刘秀躺下后，农夫深按犁把，翻卷的黄土盖到刘秀身上。
不多时，王莽的追兵赶到。兵将问农夫：“可见一逃犯过来？”农夫忙向南一指：“刚才确有一人走过去了！”王莽追兵策马而去。看王莽追兵去远，农夫急忙扒土扶起刘秀，且说：“贵人命大，躲过此险，必有后福。可黄土掩身，出气不便，一定闷煞了！”刘秀说：“闷倒不觉，出气还畅，不知何故？”两人正犯疑，忽见刘秀刚才躺过的头部泥土中有两个孔眼，两个蝼蛄地虫在孔眼里藏身。刘秀看两虫不雅，随手掐断蝼蛄身首，抛到地上。少顷，刘秀猛悟：“噢！是这两个小精灵拱到我鼻前，让我通气，不致闷死，我却掐断它们，太不应该！”于是将两蝼蛄身首拾起，托在手中，在两虫身首之间各插一节草棍，接上身首，使其又成一体而复活。刘秀谢过农夫，向王莽追兵相反的正北方向逃命而去。
后来，刘秀大难不死，在众多名将帮助下，又联合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军，队伍逐渐壮大，终于战胜了王莽，推翻了王莽所建的新朝，于公元25年自立为光武帝，重建汉朝，史称“东汉”。刘秀称帝后，便赐予脱险的土岗为犁掩岗，救命的农夫也得一些赏金。这土岗旁的村庄便称为犁掩岗村。流传年代久了，便成为今天的睢县平岗镇犁岗村。再说那蝼蛄，如今若掐断其身首，就会看到中间有一小黑橛，据说这就是当年刘秀使蝼蛄复活而插的草棍。
如今，在豫东一带关于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数不胜数。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根据历史考证，刘秀称帝前从未到过豫东，当时他起兵到王莽被杀的一年多时间里，活动区域仅止于河南省中南部和湖北省北部，根本就没有涉足河南东部地区；再者，王莽的足迹也止于长安和新野之间，并未到过豫东一带。所以，在豫东“王莽赶刘秀”也只能是民间传说。而且，此传说脱胎于“王朗赶刘秀”，但此历史事件发生在河北境内。基于此，民间所传刘秀与犁岗村名的由来及蝼蛄救主的故事，当属穿凿附会、以讹传讹了。因此，关于犁岗村名的由来，我们要另做分析。
“犁岗”村名，按照字面理解，当与“犁”与“岗”有关，再结合犁岗村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其村名的由来脉络也就清晰可见。2002年年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犁岗遗址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有龙山文化和商代晚期陶片（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报告》）。由龙山文化陶片可知，远古时期即有先民在此“高岗”上栖息生存，因为当时豫东一带河流沼泽遍布，先民总是沿河流择高而居的。而犁岗遗址又是一处较大的殷商文化遗址，这正与中国的“犁”农具出现同时。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最初可能仍名“耒耜”。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晚期，见于甲骨文的记载（高亚鸣、姜晋《中国传统铜器》）。从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殷商时期犁岗一带已是文明发达的先民聚居地，此时该地当开始用“犁”这种先进的农具起土耕地，而又因居于高岗之上，因此将此地命名为“犁岗”。
历史上，犁岗村行政沿革多有变更。明代属锦衣乡犁岗里，清代属平岗社，民国属三区河堤，解放后属三区孙聚寨，1958年属孙聚寨公社，1965年属平岗公社，1984年属平岗乡，1986年属平岗镇。目前，村落面积82576平方米，900人。主要居有祁、李、桂、邢4姓。村区三角形，纵横街道交成“井”字形。近年来聚落向西扩展。犁岗村属岗下坡村委会。岗下坡则因村处犁岗岗下土坡上故名，据传为秦代时建村。犁岗村北约20米与岗下坡村之间为古文化遗址。
古文化遗址：见证殷商历史 感受汉风宋韵
新中国成立后，睢县平岗镇犁岗村与岗下坡村之间，发现古文化遗址，主要是殷商文化遗址，并发现汉代砖室墓和宋代砖室墓。遗址原为3米余高的土堌堆，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面积约9600平方米。现大部分已被群众挖土铲平，尚有一部分压在犁岗村下（1989年《睢县志·文物古迹》）。
1977年和197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两次赴睢县犁岗一带考古，通过详细考察、勘探和发掘，确认该村为殷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有陶鬲、陶罐、陶赢、陶盆、陶尊、陶簋等器物残片和石狗、鹿角、铜镜、铜锛等。鬲，为古代汉族陶制炊器，其形状多为侈口、圆腹、三个袋状足，有的颈部有双耳，使用时在三个袋状足下直接燃火煮食；簋，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鹿角在商代主要是祭天和殉葬；铜镜在商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铜锛是砍削木料用的工具，始见于商代。考古专家认为该遗址内涵丰富，对研究豫东地区殷商文化有较高价值。1981年，犁岗遗址被睢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睢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在犁岗遗址北侧的平岗镇大李村，亦发现殷商文化遗存，出土众多陶器、青铜器，而被命名为大李殷商文化遗址。在几公里之内发现两处商代文化遗址，以及陶罐、陶盆这些陶制生活用具的出土，还有代表商代先进生产力和文明发展的青铜器，已充分说明犁岗一带当时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聚落或城址所在。再结合史志文献资料记载，这一带当为大棘古城所在地，春秋时期曾在此附近发生大棘之战。
至汉代，因犁岗一带人口集中，附近出现了大量的墓群。古代墓葬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古人视死如生，墓地选择“前有照，后有靠”。犁岗东北有惠济河，潺潺流水遮风聚气，又有岗岭层峦，非常切合古人对风水的期待和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村民在犁岗与岗下坡两村之间的高岗上挖土时，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砖室墓、空心砖墓和石棺墓。发掘出殉葬品有陶壶、陶罐、陶仓、陶鼎、陶钫、铜镜、五铢钱等。据当地村民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汉墓绳纹砖几乎家家有。汉代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制砖技术日益成熟，使得用砖砌墓成为可能。从颇为讲究的墓室结构、丰富多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等随葬品，形象地看到汉代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经济状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墓葬营建正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可以想象，犁岗一带在汉代亦是经济富足，繁荣昌盛，人丁兴旺。
2003年春，当地群众在犁岗遗址东南侧的池塘挖土时，发现两座北宋时期的砖室墓，商丘市文物工作队和睢县文物保管所对这两座砖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郑清森《商丘的考古发展与初步研究》）。两座砖室墓东西并列，皆坐北朝南，墓顶距地表均未3米，墓室仿木结构，四角砌有转角斗拱，攒尖状，内壁用青砖浮雕或阴刻有门窗、桌椅、条几、箱柜、灯檠、食盒、酒壶、酒杯、剪刀、熨斗等反映日常生活场面的生活用品。墓室内形制结构、砖雕内容等，均与郑州南关外至和三年（1056年）胡进墓极为相似，认定墓葬时代大约在北宋中期。根据墓室规模和宋代“非官不埋葬墓志”的葬俗，推断墓主应为当时的小地主阶级或者富户（郑清森《河南睢县犁岗两座宋代砖室墓清理简报》）。两墓尽管规模不大，但墓室建筑设计比较讲究，砖雕内容也较丰富，为研究豫东乃至中原地区宋代砖室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犁岗，在悠悠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叙说着曾经的岁月与沧桑，静静地绽放着它的清幽。如今这里的和谐发展，又展示着村民们不懈的创造与追求，与老屋交错辉映的一栋栋新楼房，延续着村庄的未来，承载着村人的梦想，这仿佛在告诉后人一个村庄的发展规律，总是从繁荣到破败，再从败落到繁荣的轮回交替。
犁铧划开一道道犁沟，散发泥土的香气，播种丰收的希望。犁岗的美，不仅仅在于一方水土的历史积淀与风光旖旎，更在于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人们，用殷商之“犁”耕拓出犁尖上的文明与淳朴性情，才是更值得人们去追忆、去怀念的往昔。 （文/图 马学庆）